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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足球(和校园体育)遇到了什么问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2-08-12  浏览次数:147595
核心提示:      这篇内容将会是今年关于校园足球的系列内容的第三篇,应该会是短期内的最后一篇,但也是这三篇里篇幅最长的一篇。    总字数为6000多字,请谨慎点开阅读。    前两篇文章分别是“我们真的有校园

    

  这篇内容将会是今年关于校园足球的系列内容的第三篇,应该会是短期内的最后一篇,但也是这三篇里篇幅最长的一篇。

  

  总字数为6000多字,请谨慎点开阅读。

  

  前两篇文章分别是“我们真的有校园足球吗?”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校园足球?”,算是从一个相对比较个人的视角,聊了聊我看到这些年校园足球的发展,以及校园足球在竞技层面内外的价值。

  

  今天的这一篇内容,大家读起来可能觉得有一些杂乱——但确实如此,从2月写完上一篇到今天这快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我零零散散地记下了很多素材,互相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的校园足球(和校园体育)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答案很明显,却也有可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尝试理出一条不那么清晰却也算是有据可依的逻辑,来写了这么一篇文字。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在看完我的分享之后,能理解我想要说的答案,或者收获自己的答案。

  

  前段时间,又有一段关于“足球特长生测试”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了起来。然后,意料之中的,又一次出现了两方论战:

  

  习惯于批评甚至辱骂中国足球的朋友们,开始借题发挥大骂中国足球从小就不学好;而很多行业内或者日常关注足球的球迷朋友们,则指出了这样的特长生考试其实距离职业足球十万八千里,两者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但如果要我来说,我觉得这些所谓“足球特长生测试”的形式与内容,虽然与职业足球青训上完全没有衔接,却也有一些无法否认的关联。

  

  如果我没有辨认错的话,那个视频中的测试应该是某所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专项测试。

  

  所谓高水平运动队,并不是指参与测试的学生们就是这个年龄段全国最高水平的运动员,而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学体育特长生”中最常见的一种——可能是“学生运动员中水平较高的一些”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测试中考这些看起来非常不专业的项目?这个问题其实我最初也非常疑惑,但后来发现答案再明显不过:

  

  一方面,这些项目其实并非不专业,而是在细化、量化后给了明确的指标要求。那么,如果要考颠球一定次数并带球射门所花费的时间的话,自然就会出现视频中那样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足球运动员的颠球方式。

  

  另一方面,其实测试项目的设计者们都明白,足球项目选拔如果只考量化的技能项目毫无意义,但在体育这样相当封闭的圈子里把评价的权力全部交给教练和考官,去进行定性的评价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能细说的灰色地带。

  

  因此,最后我们看到的测试方式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一个进入大学,甚至是进入名牌高校的机会,变成少部分人的牟利工具,那还是情愿选拔出一些可能平庸人才。

  

  更何况,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真正竞技水平顶尖的运动员在18岁的时候,一般都不会选择大学这条路的。

  

  高水平运动队的专项测试,其实前段时间也短暂地被大家关注到过:

  

  2021年,教育部和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了针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新规定,其中大幅提高了文化和竞技水平的要求。

  

  简单来说,提高了标准之后,符合标准的人数变少了,练体育的孩子们如果无法进入一线队或职业队,升学道路再一次变窄了。

  

  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因为此前,教育部就多次修订过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测试要求。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将一些项目原本分在各校的测试收归全国统测,避免分校测试的过程中出现标准的不统一和高校教练的一言堂。

  

  2021年的新政策归根结底制定出来的原因,包括之前推进统测的原因,其实都是一以贯之的:对于教育条线的部门而言,进入大学的机会关乎升学政策的公平,而教育公平是一个虽然现在并没有完全做到,但始终是工作目标的重点。

  

  而此前,高水平运动队这条路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教育公平”的重灾区:

  

  一方面,灰色地带几乎完全没有办法规避;另一方面,大部分名额都被专业队中已无力继续进步、但文化课水平又完全跟不上的运动员们占用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同样是每天花10小时在文化课学习和体育专业训练上——一个完全在体育系统的青年队中训练,却无法继续取得突破的运动员,可能竞技水平70分、但文化成绩只有10分;另一个普通学校培养的运动员尽管训练水平和文化课成绩均不理想,但可能竞技水平50分、文化成绩有50分。

  

  当招生的自主权完全在高校手中时,文化成绩无论是10分还是50分其实对于学校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无法达到学校的标准。但70分竞技水平的孩子,一定是更能提升大学体育竞赛成绩的一个。

  

  所以,一般大学会在这样的两个学生中选择谁,是一目了然的。

  

  但谁其实付出了更多努力,甚至可以说综合来说更加优秀?我觉得后者其实完全不逊前者。

  

  我并不是认为前后两者一定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但这样的招生偏向性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同时也打击了目前并行的竞技体育和校园体育两条路培养的运动员和学生:

  

  前者可以完全放弃文化课学习,哪怕竞技成绩不必顶尖也保证了一条后路,但后者却竭尽全力依旧无法达到相应的竞争水平,因此这条路整体收窄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这件事情上就有了一个小问题,相信很多朋友读到这里就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校园体育的运动员“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法达到与专业队青训相近的水平?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训练不够努力吗?

  

  确实,我最开始也有这样的困惑。但最近几年我逐渐发现,情况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在一些学校办的二线运动队中,这些学生运动员的训练不能说不努力:他们上午正常进行文化课学习,下午训练,有时晚上还有专门的文化补习或体能训练,早上上课前还有专门的训练,按周计的话在平日学期中能有18个小时的周训练时长。

  

  相较之下,哪怕是在欧洲足坛的职业俱乐部梯队里,14岁甚至16岁以下的青训球员,平均每周也就是15-18小时的训练时长。

  

  甚至,有些学校的学生运动员训练量完全超出了这个年龄段的需要。

  

  之前很惊讶地了解到一个例子,前些年在一所女篮的二线队学校里,运动员在非考试周的学期中周一到周五每天2小时,周末两天则是每天4小时的训练时长,这样每周就是接近20小时的训练时长。

  

  然而,他们送出去的学生无论是进了高校还是进入了省市一级的女篮预备队,几乎人人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膝盖的伤病。

  

  后来学校的领导重视伤病后,通过一次去国外调研的机会,请到了一位专业的体能师来国内交流的时候指导一下训练,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一方面是力量训练量超过了这个年龄段的承受上限,另一方面则是太多的身体训练被安排在了学校的普通水泥路上进行。

  

  所以,不是学校方面不想提高竞技水平,只是训练的水平限制了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发展。

  

  从我们能看到的新闻里就能知道,那些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全国顶尖水平运动员,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放弃了体育系统内的荣誉和职称,细心耕耘校园的资深教练。

  

  但这样的教练,确实太少。

  

  又换句话说,体育这边愿意给到教育多少自己的优质师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并不是说校园足球乃至校园体育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仅仅是体育这一边的。然而,对于校园体育价值的理解,双方的理解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对于教育来说,体育是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传统的国民教育体系里,既然能培养出优秀甚至一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艺术人才,那为什么体育就要特别对待呢?

  

  而对于体育来说,教育只是体育人才培养中的一部分:我见过的大部分体育出身的体育行政管理者,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时,最关注的就是训练时长、训练时长、训练时长。只有在专项训练之外,才能把剩余的时间分配给文化教育,以及休息。

  

  双方之间理解上的差异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哪怕是体教融合这一个名称,也曾有人认为应当是教在前,体在后。

  

  而这样的差异最终的呈现形式,就是体育部门认为教育部门在体育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些学校的学额解决一下学籍问题,搞定一些按正常途径无法升学的孩子的文凭问题,然后出几个文化课老师补补课就可以了。

  

  反之,教育部门则认为体育部门在体育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些专业的教练资源,以及一些技术支持而已。于是,像体教融合这样应该是双方并重的合作大工程,如今就变成了双方谁都瞧不上对面价值的状况。

  

  而教育和体育理解差异,也导致了双方在工作目标上的完全不同——前者想要的是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而后者的竞技成绩压力让他们只想要教育为体育的人才培养提供协助。

  

  怎样的年轻运动员是优秀的?这个问题抛给双方,都能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回答,自然会导致工作上的南辕北辙。

  

  而我此前经常大放厥词说,校园足球乃至校园体育的唯一出路是体育部门的完全解散,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并不是因为对体育专业的偏见——双方有着根本的认知差异,在国内这种情况只有两个部门完全合二为一才能解决。

  

  尽管目前国内的教育体系谈不上有多么完善和优秀,国内的体育体系更是一本糊涂账,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在这两个部门里二选一的话,留下的只会是教育。

  

  于是,双方的认知差异就导致了在各项相似甚至相同的工作中,体育和教育完全走向了两个方向。

  

  举个例子,青少年的体育赛事——关心竞技体育,关心足球运动的朋友们都知道,赛事是撬动体育发展的重要杠杆,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其实中超的发展才可能带动中国足球的发展一样。

  

  但正如我在这个系列的开篇中讲到的那样,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在国内其实是有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赛事的。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因为一样是面向12-16岁的青少年,体育这边有全国体校系统的比赛,足协有俱乐部梯队参加的赛事,教育这边有校园足球的联赛,各方面都互不相通,甚至像教育这边的比赛还有关于参加过一些限制性赛事就不能参赛的规定。

  

  熟悉校园足球的朋友一定知道“限制性赛事”这个说法:比如在以往的校园足球比赛中,参加过职业联赛、职业梯队赛事,以及代表国家各级青少年队伍参加过国际性赛事的球员,是无法参加校园足球赛事的。

  

  为什么有这个限制?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因为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因为训练质量的差异而有巨大差距,曾经职业梯队的球员面对校园足球的顶尖运动员时几乎是降维打击。

  

  那这样的限制会有什么后果?

  

  会让学校哪怕培养出特别优秀的运动员,也无法为学校竞争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们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所以,在最近几年的体教融合中,其实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如何完成赛事的融合成为了受到重视的重要任务。

  

  比如,此前的全国青年运动会就将并入全国学生运动会,在明年召开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又比如不少朋友都了解的,教育部将牵头举办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光看综合性运动会的改变,相信很多人都会一愣:这有什么区别?确实如此,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变成了统一的赛事,但一届赛事中依旧有青年组和校园组之分,对于校园组依旧有限制性赛事的要求。所以,虽然赛事上体教融合的初衷,是为了让赛事撬动人才培养上的融合,但落到实际操作层面时却依旧裹足不前。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想象一下,大部分职业梯队的小球员在11人制的大场上面对学校里的学生,至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一定不是一场平等的竞争。

  

  赛事的融合是标,青训的融合才是本。治标不治本的事情,我们在体教融合上又见到了一次。

  

  回顾一下上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校园足球乃至校园体育的价值在哪里?我心中的答案是,校园体育不仅在于培养体育人才,还在于培养体育消费者。

  

  但事实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校园体育发达的北美、日本,尽管从产出来看校园体育更多培养的是消费者,但从目标上来说却总是逃不开培养人才的方向。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校园足球上来讨论人才培养。

  

  最近几年,很多朋友都意识到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晋升的渠道是否畅通——毕竟,要有通路才能吸引家长们把孩子送上这条路。

  

  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太过笼统——既包括了参加足球运动的普通孩子能否将足球作为升学的一个加分项进入更好的学校,也包括了校园足球里的精英运动员能否有途径向更高水平发展。

  

  其实前一半的问题,在本文开头的部分就已经回答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回到相对更简单的后半部分:答案是,尽管目前在纯粹的校园足球运动员里,几乎少有达到职业运动员水平的球员,但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这其实要提到近些年校园足球开展工作中的一项创举:在中小学阶段,校园足球会有最佳阵容的评选——这与我们球迷通常说的最佳阵容有些不同,更像是在从不同的队伍中选拔顶尖球员一同训练,反倒与竞技体育中国家队、省队选拔的概念有些接近。

  

  这些最佳阵容的选拔工作,从省市到全国都有覆盖,这就意味着只要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哪怕最后没有拿到冠军或者进入前几名,都能够参与到更高级别、更精英化的训练和选拔中。

  

  至少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这样的训练营让校园足球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不同球队之间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在最高水平的最佳阵容训练营中,竞技水平提升的幅度更是十分明显。

  

  所以有一个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情况最近开始发生了:在一些省市初中组的校园足球联赛中,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挂靠的学校这些年踢普通学校中的顶级队伍,已经越来越吃力了。

  

  但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又要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了:如果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运动员能获得良好的训练资源,那整体的水平提升是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这几千字下来,我们的问题从教练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教练。

  

  在训练资源这件事情上,其实各地各级体育和教育部门都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但最优质的、最专业的资源,对于体育部门来说依旧是一件不能分享的事情。

  

  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最好的训练资源,自然要留给最好的苗子。

  

  但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对于很多像足球这样的项目而言,早早地在孩子们10岁的时候划定的“后备人才”,真的一定就是最好的后备人才吗?

  

  且不论像瓦尔迪这样大器晚成的球员,对于欧美大部分的青训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在18岁前后都依旧有很强的可塑性。哪怕在国内,我曾在与数位欧洲来华工作青训外教的交流中听到他们吐槽:

  

  相比12岁就开始“三集中”训练的孩子,那些16岁前完全是走训+每周12-15小时训练的孩子,其实带起来更加简单——原因也很浅显,因为他们的思考和理解能力更强。

  

  那么为什么要划定那些所谓的年轻苗子?

  

  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就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每一届的5年时间里,评价一个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在青少年体育方面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青年队的比赛成绩。

  

  这个问题同样来到了足球青训里,所以不少青训队伍早早地上身体训练,期望着在青训阶段的比赛中获得这么一些身体上的优势。

  

  锦标主义,也包括获得锦标之后的奖励制度,决定了我们足球乃至所有体育项目的发展模式——那么自然能够想到的是,教练资源不能分享也与此有关。

  

  此前某位从学校走出的奥运冠军在初中时期的启蒙教练没能获得地方体育部门的奖励,也让这样的矛盾逐渐暴露在了大家面前。

  

  更令人遗憾的是,锦标主义也正在走进校园足球和校园体育。

  

  越来越多的省市在校园体育赛事中,通过对限制性赛事参与的规避,让更多完全不在校园学习训练的运动员参加校园体育赛事,最终形成了对那些通过校园体育培养人才的地区在成绩上的降维打击:

  

  他们也很无奈,因为现在一说到体育,只有金牌这一件事能证明一个部门干出了成绩。

  

  曾听过不止一位教育部门的体育工作者说过:我们也都知道,校园足球、校园体育并不应该以金牌为指标,金牌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牌的话,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果。

  

  我们的体教融合,最终走到了专业的体育带着校园体育一起迈向锦标主义的今天。我觉得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讲完了所有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我觉得有,但是如果说出这个答案,那么我这一篇文章就不是体育相关,而是时政相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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